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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生自述

――我的“板眼”有点多

    文/杨乐生

     我的自白： 1951年金秋在乐山文庙旁一间小屋落地，有幸沾点文味。自由撰稿人、政协文史研究员、新乐山网顾问、古市香餐饮总公司首席顾问。曾厮混于六家报刊当采编。滥竽充数扛过摄像机，利欲熏心开过美工部。扮演过警察、监理员、知青、工人、个体户、编辑、记者、经理。文字爱好者，文学见习生，文史毛桃儿。

       上世纪80年代起，相继在香港《大公报》《人民日报》《人民公安报》《中国交通报》《中国交通安全报》 《红绿灯》《法制日报“中国政法之最”》《四川交通安全报》《山西法制报》《警苑》《深圳法制报》《四川法制报》《人民法院报》《中国青年报》 《杂文报》《四川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解放日报》 《羊城晚报》《四川文学》  《花地》  《文学青年》  《龙门阵》  《读者》  《文史春秋》  《文史天地》《党史文苑》  《文史精华》发表文章两千余，累计字数两百万。

       曾为《工人日报》通讯员、《信息日报》(新华社主管)特约记者。

   单枪匹马编撰《乐山市志_财政志》、《乐山历史上今天》。往事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在昨天……

一、“十处打锣九处在”

      说“板眼”有点多，一点也不夸张。用啥子不用“爱凑热闹”、“爱打团堆”或者用聪明、机灵，有“天赋”都仍不能表达尽我的叙述。总之，不管这个圈那个圈，只要有活动，我便会见缝插针“钻”进去，或者说极有可能见到我的身影。有朋友认为我兴趣广、“板眼”多。实话实说，其实是本人好奇心强，并且染有“打破砂锅，问(纹)到底”的“坏”习惯。又有朋友说，这老兄特爱较真。在饭局上、品茶中，多次被数位挚友包括妻子“围攻”，只要是这我认准了的事情、观点，肯定不会轻易改变。

       《三江都市报》编辑、作家何洪金形容我说话如表演，滔滔不绝，眉飞色舞。一般情况下，如有我在场，其他人不太容易插上嘴。真不假，我就是个乐山人叫的“话婆子”，北方人所谓的话篓子。

二、我当过“农民”

      15岁时，我便“跑”到北京西郊机场看到了毛泽东。从京回来后，自封为“闹翻天”战斗队队长兼“井冈山”兵团“炮声隆”战斗队驻队队员。队部设五通桥中学广播站播音室。不久，参加军训，虽未打过枪，却摸过真枪。虽未穿过军装，但却作股正经下过队列操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1969年3月31日到五通桥灰山公社当“知青”。关于这段故事，笔者偷个懒，从拙作《灰(辉)山知青生活纪事》里摘抄几小节作为叙述：

      “在拟拙文标题时，笔者十分为难。辉山，是行政上的地名，字面上好看；灰山，昔日的叫法，字面虽不美，但有传承，名符其实。清末民初有盐井于此，烧盐炭灰堆积如山，故名灰山井。场借井之名，曰灰山。极左年代，有领导人嫌此名不雅不革命，灵魂深处闹革命，改“灰” 为“辉” ，沿用至今。“辉山”固然好看，但特别费解。我喜欢旧名。无知领导干黄事，破坏了地名的沿革，曲解了地名的内含。权衡之下，采取括号内注今名的办法，写下这个标题。

      ……公元1969年3月31日，我与同学卫小凡，响应毛泽东号召，从五通桥中学(未毕业)、半被迫半自愿地来到了灰山。当时这里叫辉山公社。那时，我18岁，小凡17岁，均为不合格的1968级初中生。下午，区安置办一部破旧的道奇卡车，将我们甩在了公社住地，一个乡村干部将我们带到五四大队。雨后初晴，本就难走的山路越发难走，稀泥靠靠(浆浆)，是广阔天地给我们的见面礼。毫无走山路特别是滑路经验的我们，步履蹒跚、小心翼翼近两小时后，到了原定的安置点——五四生产大队第二生产队，老地名四方碑，同犍为县寿保公社交界。就这样，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暮春，在这个静的恐怖的山乡，开始了为期两年又九个月的知青生活……

      当天睌上，我与卫小凡和衣而睡在一家至今不知姓名的农户家。离开了城市，远隔了父母，告别了同学，我们感到非常孤单、懊悔和惆怅。教室里、决心书上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 等豪言壮语早忘的一干二净。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，这一天晚上我们却彻夜难眠。第二天(1969年4月1日)天刚亮，我们连招呼都未打，便“逃”到了公社。我们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要求换个“好一点”的生产队。经过一阵死乞百赖，公社将我们换到了杏林二队。这里是大队部所在地，原来有庙子，叫“杏家寺”。虽地处一小山包上，但设有代销店和小学。杏林二队离小公路近，赶金粟和辉山还算方便。但我们毕竟不是当农民的料，几天(1969年4月6日)后，公社又迁就我们，再次转回五四大队。

       ……遇到队里翻红苕藤，我们会找个比红苕埂间距还宽的木板放在两埂之间，一边翻藤一边移木板。队干部骂我们投机取巧，哪像干活的样子。我们却坚定地认为这是“技术革命”，是解放生产力，是进步。不久，大部分社员效仿我们，连队干部家属也“投机取巧”。此风后来蔓延到附近一些生产队。

       ……每逢赶场天是我们盛大的节日。赶场天可以名正言顺地耍，特别是下饭馆打牙祭是非常诱人的。那时进馆子吃饭要收粮票，知青有时也缺粮票，我们便学农民，带一点米去换米饭。三毛钱可吃一份炒菜，炒猪肝、炒肉片是我们的首选。先用三两米饭狼吞虎咽把炒菜消灭大半，然后再加二两饭连油汤汤一起倒下肚。碗干盘净后肚皮虽仍不满足，但条件所限，只好将就。       

        赶场卖米糠也是我们的一大乐事。刚下乡时，我们的米糠都送给了农民。后来学精了，知道此物可变现补贴零用。挑四五十斤米糠上街，可卖六七块钱，何乐而不为。 

       ……此外，还可去邮政代办所或公社去翻翻陈报纸，关心下国际国内大事。我们自嘲:这叫身在灰山，心怀世界。

       ……邻队同学曾桥是个小科学家，他自己装了一部矿石收音机。那时候，收音机是个相当稀罕相当贵重的物件。我队农民罗全有见收音机挂在树上播放，伸手就想摸摸。曾桥说，小心，谨防触电！一句玩笑话吓得罗全有倒退几步。见我们哈哈大笑，罗全有反击，是行实人，你们摸摸试试!   

      ……我队破落地主袁邦才十分喜欢矿石收音机。一天，他悄悄拿出一幅书法作品(当时完全不清楚此为何人书写，后来才知是晚清诗人张船山所写。)，希望我同曾交涉，互相交换。我说，你一幅字如何能换一部收音机？袁邦才正色道，小杨，我不骗你，你保留好，今后可换一百部收音机！袁是老实人，于是我付材料费换下收音机，同袁邦才成交。”

三、我的强项是“翻沙”，也有“软肋”

      1971年我到五通桥桥滩铁器社当翻沙匠(铸工)，除木模工外，还能造沙型、做泥心、抬铁水、起货(清理铸件)。后还当过铆焊工、铝浇注工。“官”至职工代表、技术质量小组组长。后改装过减轻劳动强度的筛沙机。被车间主任日绝为“旦球腾”，于是将计就计，将筛沙机命名为“旦球腾”号。

       收集乐山方言， 也搞创作，写剧本写小说写曲艺写散文写评论写现代诗写新闻写笑话写故事。遗憾的是，一辈子绞尽脑汁，也没搞明白古诗词和赋体类体裁为何物。

四、爱“贰柒拾”，从玩家到行家

      从姓名可以看出，我是正宗乐山出生的人。1951年10月在中心城区月儿塘呱呱坠地后，老爹便给他取了现在这个名字。   

       1964年7月，毕业于土桥街小学，因一句评语，当年未考上任何中学。后去五通桥竹根民小补习，次年考入五通桥中学。1970年到“广阔天地”五通桥灰山公社当知青。干农活之余，根本没什么娱乐活动。那年月，桥字牌难寻，便把扑克牌从中剪开，A到10四十张牌就变成了八十张，正好用来打“贰柒拾”(一种纸牌)。虽是打起耍，没有任何筹码，但大家照样玩得津津有味。玩到兴致浓时，还会熬干夜。

       玩了五十多年的贰柒拾，自以为然，具有一定“权威”性。的确，从这80张红红黑黑的牌里，我研究出了技法、文化，总结出了术语、规则。乐山首届“贰柒拾”争霸赛，当仁不让成为裁判。后因一句误判，实事求是向选手道歉，丢了电视台的脸面，被踢出裁判队伍。

     1971年，我从灰山公社被招进桥滩铁器社，任翻沙工，每月终于有了12元工资加一元五粮差的收入。工友们再打贰柒拾时，饭票菜票就成了筹码。后来，工作单位多次变动，但“贰柒拾”再也没有离开过本人的生活，至今仍有用之小赌的恶习。

      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，《乐山日报》准备编一本有关“贰柒拾”的书，我被分配撰写有关“贰柒拾”防作弊、技巧战术等章节。虽然此书最终未果，但却让我从“打贰柒拾的”变成了“研究贰柒拾的”，开始认真审视手里这把牌，很快地，从“贰柒拾”里研究出了艺术和文化，当时的《乐山晚报》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有关“贰柒拾”的文章达三十多篇，其中一篇名为《贰柒拾的款式》，还被《中国纸牌》杂志选中发表。

       随着对“贰柒拾”研究的深入，我在“贰柒拾”方面的权威和影响，也得到了体现，被乐山贰柒拾文化研究会任为副秘书长。虽未经会员们选举，但其他团体学会的头头儿又有好多是选的。

五、爱乐山话，“土话连篇”成专家

     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我偶然看到一本叫做《乐山方言辞典》的书籍，翻后觉得很有意思。本就酷爱收集乐山方言土话，从脑子里搜索，从老辈人的嘴里“剽窃”，至今已收集到近四千条。不久，开始对乐山方言进行整理。那时候，我的身上总是随身带着一支笔和大量的“纸飞飞”(单页纸)。和老辈人摆龙门阵、与菜农攀谈，只要一听到新鲜的有意思的方言土语，他就赶紧记录到纸飞飞上。

      对整理后的方言，先进行解释，然后一一造句， 同时还成功在《乐山日报》“土话连篇”、《乐山晚报》“嘉州口头褝”、《三江都市报》“杨乐生专栏”发表。随着发表条数的增加，影响也日益扩大，很多读者看到报纸后，主动向我提供方言，还有一些读者把作品剪下来收藏。

      就这样成了“方言专家”，我先后在本地媒体上发表方言土语近千条。

       后来，乐山电视台找到我，请我用方言编写短剧《名画》，并在中心城区拱辰门拍摄，我还在剧中扮演了角色。后因种种原因，该剧未播出，但电视台落教(讲信用)，分文不少付了稿费。

六、爱写东西，一出手就写电影剧本

       早在1974年，我在五通桥当翻沙工时就开始学着写点东西，只不过，一出手便不知天高地厚，一家伙就搞了两个电影剧本，名字叫《巨款》和《M—06》。分别投向峨眉电影制片厂和广西电影制片厂所属的剧本杂志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退稿！在来信中编辑说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剧本，更不适宜搞这一行。现如今，退稿信和剧本底稿仍被我保存着，用以提醒自己，凡事不要想当然，世界上没有一步登天。

       不过，此事之后，我又开始写起小说来。很努力地写，写好后，就往全国知名的杂志投，收获的全是失败。但并没有灰心，我“继续坚持在黑暗中摸索，并乐此不疲”。直到1982年10月20日，我在当时的《乐山报》上，终于发表了小说处女作《附加题》。虽然只有短短的1200字，但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后，我欣喜若狂，一家伙买了四十份当天的报纸，分送给好友文朋。在朋友们的赞扬声中，我体验到了写作的快感。随后，更多的作品在《乐山报》(小市)上发表出来。当时编发我稿件的编辑是资深传媒人康鉴先生，稿子得到了康先生不厌其烦的多次指点。因此，今天已年届七旬，我仍认为乐山报是我写作摇篮，康鉴先生是我的老师。

       1999年4月5日，我(与人合作)的新闻批评稿件以《烈士如何安息？》为题，用四张照片配文，在《人民日报》刋出。图文并茂，四张照片。至今在乐山新闻界，属空前绝后之唯一。我视之为写作多年的最高台阶。除在海内多家知名报刊上发表新闻、文学、文史作品外，我的作品还被《读者》《知识窗》《书报文摘》《湖州日报》等选载。

       对这些成绩，我认为：“只算是过程烈烈，成绩平平。”

 七、爱收藏，《乐山晚报》创刊号(该期100版)现仍有300多份

       除了整贰柒拾、搜方言、写稿子，我还搞报纸收藏，许多报刊的创刊号，手里都有，其中《乐山晚报》的创刊号，我一家伙就购买并收藏了500余份。参与了中国集报协会的筹备，并被全国报友推选为筹委会主任。主持过两次全国性集报会议。

八、“怪”脾气

        文章发得多了，一些报刊拖欠稿费的事，时有发生。但我喜欢较真，你发了我的文章，就得付我钱，没有付我，就是欠账。我非得上门讨债不可！

       曾顺路去成都一家媒体讨债，“不给，我就不走人！”最终如愿以偿，虽然仅区区五十元，但显现了本人的维权意识。

      在接受《三江都市报》记者何洪金采访时，我的好友、乐山某装饰公司总经理刘玉贵这样评价道：“乐生兄在写文章上是早有成绩的。我与他是多年的挚友，知道能写会说是他的强项。不过，我更敬重他的是他的为人。当年，我捏起‘定子’（拳头）出来闯天下，最早是和他一起做生意，经常到他家混饭吃，他都很热情，我们相处巴适，从未闹过矛盾。我今天能在生意场上取得一点成绩，与乐生兄的帮助是完全分不开的！”

九、身世扑朔迷离

      1951年10月，我生于中心城区月儿塘。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后脱党。又是国军军官，又是新中国劳模，(有奖章存)。为历次政治运动之“运动员”。父母均为财贸系统工作人员，当时叫机关干部。父母均老实本分正直胆小。我认为除血液里还残留点正直外，其他均未继承。因小时随外婆，故未受什么家庭影响。1964年7月，毕业于土桥街小学，因一句完全不算问题的评语，未考上任何中学。在拙作《终于考起了》中可见详情。

      1971年进五通桥桥滩铁器社当翻沙工时，便异想天开搞了电影剧本，结果肯是倒饭(失败)！直到1981年调回乐山市(县级)模具厂(此两厂均系集体所有制企业)才清醒了，开始写豆腐干，向《乐山报》(县级市投稿。不久，新闻处女作小言论(96字)发表，“得意忘形”了好几天。

十、文史写作，“牛刀小试”

      从香港《大公报》《文汇报》及《中国青年报》上，介绍千佛岩起，接着，我又在《文史精华》、《文史天地》(2007年5期)封面上，我的《中国历代赌博奇观》用初号黑体字置顶)、海峡两岸、文史春秋、党史文苑、知识窗、钟山风雨、巴蜀史志、中国旅游报、庐山旅游报、老照片、文摘周报、成都史志、旧闻周刊、空林佛教、文史杂志、武汉大学校报、四川交通、武汉文史、四川佛教、党史信息报、广西政协报等报刊，纷纷采用我的作品。其中《蓉案始未》被6家报刊发表；《方成在乐山读武大》也被6家报刊采用。

       我一直认为，一稿多投乃天经地义，报刊单方宣布严禁之属霸王条款。一稿多投充分体现知识价值，尊重作者劳动，鼓励好稿广为传播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       为采访当代中国集报大王，自费赴贵州。为写批评稿深入险地、曾遭副市长张世银训斥、领导规劝。为采访采石工爬上悬岩。登大瓦山“占领”《四川农村日报》头版头条。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
 十一、“领导”五十大寿，交八十岁川剧旦角舒元卉

      2018年11月24日晚，正逢我家“领导”五十大寿，观小三庆川剧社乐山折子戏专场演出，前台摄影转身回“座”时，看见左边观众席第一位老人佩着一个工作牌，好奇心使我大胆地请问老人所佩何牌。运气实在太好！老人家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川剧名旦、川剧大师阳友鹤高徒、小三庆川剧社艺术指导舒元卉老师！真是令人难以置信。舒老是地地道道的成都人，当年八十岁。老人家先后在成都市川剧团、成都市川剧院青年川剧团、成都市川剧院一团任演员，后为成都市川剧院一二联合团演员、国家级演员。现为成都市川剧研究院研究员。上世纪1959年拜川剧大师阳友鹤为师。代表作有《红楼梦》饰林黛玉、《白蛇传》 饰白素贞、《拉郎配》饰张采凤、《玉簪记》饰陈妙嫦、《幽闺记》 饰王瑞兰等优秀传统大幕戏。还演出过《戏仪》、 《踏伞》、 《归舟》 《拾玉镯》 《桂英说亲》、 《柜中缘》等。舒老对《槐荫记》(与人合作)作了较大改动。光环耀眼，令人钦佩。尤其不易的是，早在2011年舒老便经常去温江等地演出，教四川管理学院学生川剧基本功。老人家还同谢顺成同台演唱过《三击掌》。

      这场戏令我终生难忘：

    《西关渡》中演员大胆、巧妙改词值得夸赞。比如揉进现代语“抑郁症”，让观众看到川剧生机，属“今为古用”。直白“我在台子上唱了这么久，你们都不搭白！”改得十分机智，贴近生活，靠拢观众。一句“找乐山市最好的学校”，精心巧妙“讨好”乐山观众，是“取巧卖乖”的高手。        

     谢幕演、职员合影时，我大胆跨上台去，毫无顾忌地站在边上。不知底细的主持人见我白发苍苍，以为我也是专家或顾问什么的，竟让我去前排，这下，我可再不敢“大胆”了。合影后，我又“贪婪”地请求同舒老单独合影，虚怀若谷的舒老马上同意，并夸我“你是真正的喜欢川剧！希望能多些你这样的戏迷！”

      除合影外，舒老还同我在《节目单》上互留签名并加我为微信好友。

十二、言犹未尽的结束语

       我的文学观是：轻理论，重实践；观察感触第一，技巧第二。

     总结写作生涯：成绩平平，过程烈烈。

     在《龙门阵》《文史天地》《四川农村日报》《乐山日报》和《乐山晚报》上他有十余次连载、七八个头版头条。但，我仍认为，文学创作成绩甚微，自己满意的仅一两篇。新闻写作成绩较好。文史写作十分满意。

      实际上，“我是门门懂，样样瘟。”

      但，我也没有忘，“艺多不压身！”   

      读者诸君如有兴趣欲进一步了解我，可去百度和“今日头条”  、“简书”   里看看。

2021.3.1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