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简介

杨紫英，1949年在台湾出生，自幼受家庭“万般皆下品，惟有读书高”覌念影响颇深，立志读书做大事、不做大官，具有顽强的锲而不捨精神。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，大学期间被全体女生票选为女生联谊社社长，利用每学期的假期，到偏远地区贫苦人家慰问。毕业时由校方推荐获“台南市十大优秀青年”称号。现定居美国，长期为美国最大的华人报纸《世界日报》、《世界周刊》、《华人》等报刊、杂志撰稿。其散文作品《爸爸，我爱您》和《妈妈的手》在大陆首屆《精英杯》全国文学创作邀请赛中分別获得二等奖、三等奖，其散文作品《婆婆的心愿》获《中华保灵杯》孝主题征文大賽三等奖。与其堂兄蔚青合著出版文集《生命与爱的传承》，现为《闽南原创文学》荣誉社长、《中国远山文学》、《闽南原创文学社》、《江山文学》冰心草堂社团特约作家。

        我的求学生涯

       杨紫英

         （台湾）  

小时候家贫，爸妈又生了七个女儿，经济上几乎每月都处于“捉襟见肘”的日子。爸妈深知我们家无恒产，又缺少后台没有人际关系，爸爸只有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小警官，打拼事业，妈妈也节衣缩食，希望我们姐妹长大后能出人头地。在仕大夫的观念下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髙”，爸爸想我们杨家要扬眉吐气，改变命运，唯有从做学问开始。妈妈又从小灌输我们：一个做母亲的是影响一家人的灵魂人物，更应该注重妇德的修养。

    由于爸妈认为老大有带头的影响力，故対我的管教甚严。从小学起，每天六点第一个起床，拿个小板凳坐在厨房火炉旁读书，为的是还要照顾好炉子上的稀饭，不要让它溢出来，深怕糟塌了一锅粥，家人的早餐没有了着落。草草吃完早饭便去上学，下午四时放学回家，家中経常是铁将军把门，因为妈妈常为了月月赤字的家计难为、无法面对，便寄情于方城之战，将眼前的困境丢诸脑后麻醉自己。我每次一到家立刻去隔壁借了一把椅子，翻牆进去，打开门就开始忙着生火煮饭做菜的大任。妹妹们陆续放学回来，帮她们洗澡、敎功课，等爸妈回来一起吃饭。饭后才是我的读书时间。记得妈妈有时战绩败北归来，家中气氛不佳，我最难过的事是，当我一面在洗碗时，妈妈没好气的就在旁说：“你再不好好读书，我就把你送去当童养媳！”，这时年幼的我，便在心中立定志向，我这辈子绝对不学打牌，并且要好好多学习妇德。

    爸爸虽然经济拮据，但为了我们的课业，宁可大家勒紧裤带，把省下的钱给我缴补习费，深怕课业落后于人。我也不辜负爸妈的苦心，小学时以第三名的成绩保送士林初中。在那时士林只是一个小小的偏僻乡下地方，如想将来有出息，自是应再利用毕业后苦读一个月，再赴台北去考联考，争取读上较好的市立初中。但因妈妈快临盆生小六了，家中需要小帮手照顾，我就选择免试保送初中了。

    在当时遇到邵梦兰女士当校长，由于她带着儿子寡居，全心全意放在教育英才上。她剪了一头利落的短发，还抹上油更显出她的精明干练的样子。每天在朝会的演讲台上，当我这A段班的体育股长，带领全校师生做完女生部示范操后，邵校长都会做简短的精神讲话，我也很仔细的聆听并记下了她教导我们的：“在规定的时间，规定的地方，做规定的事”做为我的座右铭。因为她的国学造诣深厚，毎周四的下午集结全年级的学生，在大礼堂内席地而坐，她亲自敎导《论语》。每次只敎3、4小段让我们了解其中的意义。虽然这些都是列入高中必修的科目，但她认为年纪小、记忆力好、可塑性髙，所以她亲自提前教导，并且当场带着大家，摇头晃脑的全部背了下来。没想到这些儒家忠恕之道，深深影晌了我这一生做人处事的人生哲学，而且也为我在心中建立了一把衡量君子之道的尺子。

    邵校长更不惜重金聘请好老师来校敎学，在我的导师采凤琴女士，热心督导下，三年后考高中的成绩大放异彩。光是我们一班就考上了14个北一女，这対我们属于乡下名不见经传，以往只有小猫二、三隻，考上北一女的升学率的士林初中，也开创了崭新的一页。犹记得在毕业后尚有一个月时间的暑假期，我远离家中嘈杂的环境，每早七时，背着厚重的书包，独自一个人来到学校四栖的阳台，趁着太阳尚未高升，我躲在阴凉的地方，照着我的加速版的读书计划，埋首苦读一个多月，幸运的我也成为14名中的一员，爸爸欣慰不已，因为他対我的苦心栽培也初见成效，同时为了纪念我的导师采凤琴女士，爸爸又为刚生下来的小七妹妹命名为“采七”。

    但毕竟我们这群乡下学校的孩子，到城市与这些同属优异成绩考上北一女的佼佼者，才上了一学期，我们的实力立见真章。乡下毕业的我，成绩几乎是吊车尾。而且第一年更因学业成绩仅以0.2分之差，未达80分，使我饮恨失去参加向往已久的仪仗队资格，令我抱憾终身。我也因此痛下决心要迎头赶上，绝不再落于人后。

    那时的校长为江学珠女士，她很少训话，无为而治。而同学们均自动自发，你可以在学校任一角落，都会看到有人在自修，即使是走过转弯的墙角，你也会出其不意的发现有个人在面壁自修，真的令人叹为观止。因此我在这种读书风气的洗礼下，也养成了无论在何环境下，均可静下心来读书的好习惯。从高二起，我每天搭六点的公车，带着二个便当去学校，这就是我的中餐与晚餐。到了学校后也学那些学长的例子，在操场旁选了棵茂盛的大树下，对着树干喃喃地唸起书来，直到七点五十分的升旗典礼。晚上吃完便当，在操场上与知心好友们绕着操场散步，抒发一天的情绪与互相的关爱之心。一到六点继续在学校开放的晚间自习教室，去闷头读书并与功课好的同学随时请益。经过日夜苦读，到高三毕业时，老师照名次发成绩单，念到第十名居然是我，全班一片哗然，没有想到竟会冒出我这匹黑马。

    但大学联考紧张失常，只考到第三志愿远在台南的成功大学，为此让我难过的哭了一星期。但哪知上学没多久，我竟然被考到台北的同学们羡慕不已。纷纷说我一定是像军中排长、班长一样，不知有多少男子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。因为在那时我们学校的男生数目大副超前女生，大约是十比一，女生的眼睛都是长在头项上，神气得很。不像北部的同学，她们选择异性朋友的机会，比我们少多了。但是这些“天之娇女”磋砣到了三、四级，真的应验了，在大学中常対女生说的那一句：“一年骄，二年傲，三年拉警报，四年没人要。”由于在北一女的苦学与学校的读书风气的洗礼下，也奠定了我爱读书与求学问的良好习惯，觉得这是一件令我十分快乐的事情。再加上爸爸灌输我，上大学是要专心求学问，等毕业了才能交男朋友。所以我为了不辜负爸爸的期望，坚持每天心无旁骛地认真读书。每堂上课都坐在第二排正中间，一抬头视野里就是老师，可以专心听课。有时対老师的教诲，也报以频频点头，表示受教。我毎天的生活就是往来于教室、图书馆与宿舍，四年来大致如此。

    但大一较属例外，新生入学时，我也不知为何被所有女生票选为女生联谊社的社长，由于校方规定，每一位女同学于注册时缴交30元做会费，所以有一些基本经费，我们便与其他社团合办联谊舞会、演讲、郊游, 让男女同学增加一些互动的机会。每学期结束时，我和副社长绮梅，一同去户政单位査询贫户资料。当别的同学忙着打包回家时，我俩骑着铁马（脚踏车），带了几个红包（慰问金）骑了3、4个小时到那些家徒四壁的贫苦人家去慰问他（她）们。当他们眼睛泛着泪光地收下我们致赠的微薄礼金时，我俩对于刚才骑过无数的田梗及高低不平的羊肠小径带来的辛苦，顿时间统统烟消云散。为我俩能为全校300多位女生，也做了一件小小的善事而欣慰。

     由于同学大部分往在北部，在1970年代一般民众家庭状况大多是较为清苦节俭。台北到台南的车票，也不便宜。校方有鉴于此，便利用我的母系---交通管理系与铁路局合办了成大列车。于每学期结束时，加开一班台南至台北的慢车。由晚间发车大小站皆停，到台北已是清晨，但也嘉惠了不少莘莘学子。我家经济状况也不容许我常回家，但在大三时有一次爸爸间接认识一位河南老乡，他在做铁路局观光号列车长，平日往返于台北至高雄之间。爸爸厚颜请教说：不知道可否让我于他当班时，特别照顾一下，让我当黄鱼免费搭个顺风车，没想到这位素昧平生的伯伯竟然答应了，我髙兴的不得了。因为每学期不但多了好几次回家以慰思乡之情，同时我也很神气的能搭上高级的观光号列车，满足了一下虚荣心，又为家里省下不少开销。不过我対这位伯伯，不惜违规帮助我家，这番恩情也令我终生难以忘怀。

    记得从北一女毕业考上大学后，有二个月的假期才开学，爸爸为我在家附近的纺织工厂，找到做品管部门的女工工作。每天的工作就是每隔二小时与一女工到全厂各个部门，从原棉、纺纱、捻纱、精梳等到布匹成品均抽样回来品管部做实验，还要到全厂各生产线做温、湿度的记录，严控品管维持该公司产品的髙级水准。在那里我不但看到有些人是生长在一个大家庭，只有靠一个小女工的微薄收入，她是如何克勤克俭，精打细算的在维持一家十口的生计。而且还深深地体会到，年轻时应多充实自己，将来做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人，可以赚取髙薪，开创自已的一生，是一件多麽重要的事。

大二暑假经过学校暑期工读的安排，分发到政府机关做文档整理的工作。每日摇笔杆，抄公文的主旨及建档的工作，我戏称是做“誊文公”。工作简单除了把字迹练工整些，但也为我赚足一学期的生活费，减少了一点家庭的开销。大三、大四这两年，因为前二学年功课好，争取到选读系里与电信局建敎合作的电信组。不但每学期有优渥得足够负担一学期生活费的奖学金，毕业后也在电信局得到一张人人称羡的终身长期饭票，让我一生过上精神与物质皆称得上富足的生活。同时值得一提的是：在我大学毕业典礼前夕，方被告知，我已由于校方提荐获得“1971年台南市十大优秀青年”的殊荣，不但接受了媒体的报导，也为我16年艰苦的苦学生涯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回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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